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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乃斌:回忆钱锺书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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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乃斌教授在“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《钱锺书的学术人生》新书发布会”上

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,感谢王水照《钱锺书的学术人生》的写作与出版。这是对钱先生的最佳纪念、最佳献礼。感谢复旦大学和中华书局召开此会,让我们能够对钱先生、水照先生和他们终生致力的学术表达由衷敬意。

王水照是我们这代中文学者里最了解、最有资格写钱先生的人。他1960年到文学所,虽比我仅早三年,但这是不平凡的三年!他参与了编撰《中国文学史》和编选注释《唐诗选》两大项目,负责许多具体工作,受钱先生耳提面命式的教诲,自己又努力,故得钱先生称赞。我刚到所时,适值水照先生《宋代散文选》出版,在文学所七号楼二楼顶端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的房间里,我见到过钱锺书先生,钱先生夸奖他这本书选得很好,水照先生感谢钱先生的指点,钱先生笑说:与我无关,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
钱先生是文化昆仑,也是学术的汪洋大海,从学术维度研究阐发、描画塑造钱先生,应是最重要的选择。深入挖掘钱先生著作的内容和内涵,无论建构体系,探求方法论,还是发掘点滴记忆花絮,对今人,对文学研究都是贡献,对后学尤其功德无量。我们常遗憾于大师“人去学断”,像钱锺书先生,要完整保留继承他的学问几无可能。幸好钱先生留下已发表、未发表的著作很多(杨绛先生功不可没),细读钱先生学术笔记,犹如窥探、解读其脑电波,是一种深度的科学研究,是目前自然科学(如脑科学)尚无法进行更无法完成的任务。对钱氏其人性格风度的描写,则能够印证其学术成就。对此,我有亲切体会,水照先生在书中的论述我完全赞同。

我与钱先生结识也很早。1963年入文学所古代室,组长余冠英先生即告诉我,钱先生已同意组里的安排,今后指导我的学术工作,我也因此去钱先生家中请教,拜见了钱、杨二位先生。可惜因为不断的下乡锻炼和政治运动,“文革”前真正在所的时间有限,没有水照那样的机会,也因为自己的愚钝,没能更主动地向钱先生请益,不能自称是钱先生的学生。这当然是很遗憾的。但我在读他的著作和与他的日常接触中,深感钱先生学问之博大精深,也看到他性格的直率敏锐和谈吐的机智幽默,在学问上对任何权威的藐视,和对年轻人的宽容温暖。“文革”中,在“干校”(明港时期),我与我的爱人程蔷结识了钱先生一家(杨绛先生所谓的“我们仨”),时间虽不长,却有不少接触。在集体宿舍(我恰与钱先生床对床,中隔一个二屉桌),或在田间小路,遇到就总要问候攀谈,更感到钱先生、杨先生是充满人情味的长者。后来我和程蔷双双考回北京当研究生,还去南沙沟钱府拜望。那天,钱先生与我们畅谈,品评当代人的旧诗创作,和程蔷谈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,滔滔不绝,谈兴极浓,几乎整整一个下午,给我们极大启发和鼓舞。我们现在回忆起来,那温暖亲切的情景还如在眼前。

《钱锺书的学术人生》一书中提供了许多珍贵文献资料,如钱先生的两份审稿意见(就秦妇吟、唐诗选序谈修改文章,从结构到措辞),致水照函(谈资料问题)等等,还对钱先生身后某些批评作出回答,都非常必要。钱先生对水照的具体指导,对今日导师带研究生具有典范意义。钱先生主张与年轻人合作著文,他还与吴庚舜合写过一篇谈《长生殿》的论文,发在《文学评论》上,钱锺书先生没有署自己的名字,而是署名“孙辛禹”,幽默地表示是跟在吴庚舜后面。侯敏泽写批评史,曾与钱先生通信讨论,钱先生的回信有几十封,我曾在侯敏泽家中看到过。他用很大的纸把钱先生的信一封封贴在上面。侯敏泽已经去世了,这些宝贝还没有被整理出来。再如钱先生口述的吉光片羽,经辨析是否也应总结?如钱先生曾对我说,文学研究无非心理学加修辞学二者交叉结合。这是对知人论世、以意逆志传统的发展、发挥。总之,对钱先生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作,要做。希望水照先生的工作后继有人,发扬光大,复旦大学的钱学团队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。

责任编辑:陈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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